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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Yoga i-pure】熱身能量棒-黃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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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全國關廠工人連線至國民黨中央黨部大門前抗議。（圖／資料照）

約莫是2012年冬天，有一天，看到苦勞網上有一個訊息，大意是說勞委會花了兩千多萬，請了80個律師告大批關廠工人。1996至1998年間，多家紡織或電子工廠惡性倒閉，這些工人因此起而抗爭，政府起先「代位求償」，給予資遣費、退休金，不料15年後，政府竟起訴要求返還。工人們都是老媽媽，15年前的關廠工人，15年後更窮，沒錢請律師，只好由工會上網徵求義務律師。於是，我寫了信給這位留下電子信箱的秘書。他叫王浩。

我們約在新竹火車站對面的星巴克詳談。到了約定時間、地點，我有一點緊張，因為生平第一次見網友。他背著背包，還是個大學生，目前就讀台大，在工會兼職秘書，負責這件案子。

他拿出案件的資料，說他其實在台北也有找過一些打《勞動法》有名的律師，但大家普遍上都認為這案件應該沒救，主要是當時工人向政府領資遣費跟退休金時，簽了「促進就業貸款契約」，契約中載明：借款期間自民國87年11月4日起至93年11月4日止共6年。還款則應自借款日起算，第二年起依《年金法》於每月4日向職訓局按月平均攤付本息。借款利率自借款日起算，第一年免計付利息，第二年起按年利率百分之三計息。

然而，簽投影機一對二約當時，雙方當事人均有默契，此等名為「借貸契約」，實際上為「補貼」，故無庸返還。許多的法律專家看過之後，卻認為既然已經簽了這項貸款契約，白紙黑字，有貸款就要還錢，所以一定會敗訴。

王浩說，「我去問了司改會的高榮志律師，他說這有可能契約被定性為公法關係，超過公法的5年請求權時效，就不用還！」

我是學公法，所以對民事契約不是很熟，聽王浩這麼講，不由得眼睛一亮。接著看到，這項貸款契約是根據1997年發布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」所訂定，由職訓局透過就業安定基金撥款七億餘元，與1,105戶關廠工人簽訂「促進就業貸款契約」，依失業勞工之就業年資不同，貸與失業勞工最高一百萬元以下不等之貸款。而該「貸款要點」之依據，根據其第一點之規定乃《就業服務法》第24條規定及「就業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」第6條第2款規定，這些規定都是發生公法上的法律關係，而不是民法上的借貸關係。

「這契約是公法關係啊！不是民法關係！」兩人越講越興奮。

「這是津貼，免還啦！」當晚離開時，我對王浩這麼說。

「那你要加入義務律師團嗎？」王浩問。「當然沒問題啊，請問有幾個案件呢？」我笑著問。「總共630件，有1,300人被告！」他答道。我再也笑不出來。

第一次律師團在桃產總，我找了律訓同梯的劉繼蔚律師，以及德國鄰居6年、任教於政大的民法專家周伯峰教授。該次會議中，有一位同樣看到苦勞網訊息而來的曾威凱律師，以及司改會的高榮志律師、法扶的李艾倫律師、蔡宗恩律師，另有一位比較資深的律師，他是某工會幹部的舅舅。會後，除了那位工會幹部的舅舅之外，所有人都支持這案件是公法關係，國家要這筆烤箱價格比較錢完全沒道理。

周伯峰是民法學者，他認為這件案子根本沒有借貸的真意，否則為什麼過了15年才來要？因此，給錢的一方沒有要拿錢的一方還的意思，拿錢的一方也認為這是政府的代償，根本不用還，根本沒有借貸的合意，非民法的借貸關係。

於是，關廠工人案律師團確立了基本主張：要求法院裁定移轉管轄到行政法院審理！不過那位幹部的舅舅深不以為然，認為我們的策略不會成功，從此也不再參加了。

解決了訴訟的基本方向，接下來更棘手的來了。勞委會花了二千多萬元請了80位律師提告630件案，區域遍布台北、桃園、苗栗和台中，而光是桃園地院就有300件，而我方大概才5個律師，如何打贏這場有史以來，最大規模的國家告工人的案件？於是必須再次招兵買馬，廣徵律師。到了第二次律師團，我們已經增加了桃園的王怡今律師，王律師所屬的「上善法律事務所」願意分擔一百多件桃園的關廠工人案，而我和曾威凱律師也被分派了桃園區。台北律師比較多，除了原來的李艾倫、蔡宗恩律師、有公法背景的高烊輝律師、非常關注勞動法案件的陳柏舟律師等也紛紛加入。

由於被告案件實在太多，於是大家分頭到處招人。有一回，我在法扶總會遇到吳俊達律師，我向他邀約加入，這位澎湖出身的年輕律師一口就答應，願意加入我與曾威凱這一組，分擔一百多件的關廠訴訟，令人無比感動。

2013年5月1日勞動節這天，我和吳俊達、曾威凱在桃園開庭，是關廠案的第一庭，正式開打。法官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女性。我們向她陳述，何以認為關廠工人案根本就是一件公法案件，應該裁定移送到行政法院，不應由民事法院管轄。勞委會律師則主張，白紙黑字，既然寫借貸契約就是民事的借貸契約，沒有什麼好說的。

苗栗的狀況比較慘，到了第二次律師團會議，還是只有劉繼蔚律師，一個人負責苗栗地院40件的關廠工人案。苗栗法官非常反對我們的主張，對移轉到行政法院不甚贊同。有位法官開完庭就直接向劉繼蔚表示，下一庭就要辯論終結，讓我們繃緊神經。萬一判決敗訴，就怕失利的火會從苗栗延燒到桃園，造成骨牌效應。於是，在庭期日，我們緊急號召關注此案的學生和社會人士，當天到庭旁聽。還好，法官最後裁定候核辦。

就這樣，年輕一代律師為關廠案被迫集結、串連。劉繼蔚隻身在苗栗，我們都是很菜的律師，面對法官的不友善，非常緊張。他一直慫恿我加入苗栗戰區。但依據《律師法》規定，要在當地執業，就必須加入當地公會，我當時僅加入新竹與台中的公會，因為關廠案又加入桃園律師公會，就是沒有加入苗栗的公會，最重要的是，加入的話必須繳納2萬8千元。當時剛開始執業，根本沒有錢繳納這兩萬八。

有一天，劉繼蔚很神秘的說，「我已經有兩萬八，你可以登錄了！」我錯愕的詢問為什麼有錢。原來他媽媽在高雄大寮鄉開家庭理髮店，他原想向媽媽借，沒想到他媽媽為了關廠工人，竟願意出這筆錢。於是，我也和劉繼蔚到苗栗打關廠工人案。

正式開打之後，庭多到嚇死人，律師們常常台北、台中、苗栗、桃園四地跑，但多虧義務律師團出現，這些老媽媽們再也不必面對對造律師以及法官的壓力了。

當初勞委會是全面性提告，不僅告債務人，告債務人的繼承人，也告保證人以及保證人的繼承人。公共電視曾製作一集名為《無上限的被告名單》特集，描述關廠工人陳掌妹，已經得了癌症在做化療，勞委會發動的關廠戰爭，依然對瘦到剩下31公斤的她趕盡殺絕，非但對她提告，也告了當初替她擔任保證人的所有繼承人，因此除了她之外，有31名被告，年紀最小的2歲，最長的九十幾歲。導致她帶著病軀出庭，而除了來自對方律師與法官的壓力，還遭到被告們的不諒解與咒罵，質問她為何不願意還政府錢，導致這麼多人被告？對陳掌妹這位勞苦一生、老闆卻惡意關廠落跑的工人來說，真是情何以堪？

不過，儘管我們主張關廠案是公法案件，實務上對此還是有所顧慮，畢竟法律圈內也有許多不同意見，我們必須強化這樣的主張。於是舉辦了第一次的關廠案研討會。

2012年冬天，在台大的研討會，邀請了台大公法學者林明鏘、林明昕教授，以及政大的公法學者林佳和教授，由我擔任主持人。會中林明鏘跟林佳和教授主張，關廠工人案就是一個公法案件，林明昕教授則認為是民法案件。關於法律問題的定性，原本就是會有許多不一樣的見解，唯有透過不斷研討、辯證，才能將問題的爭議點凸顯出來。

會中林明鏘教授說，國家發動的關廠工人案，將關廠工人的生命推向一個不可測的危機，然而，事實上勞委會下轄的7個勞動檢查處並沒有徹底實施勞動檢查，才導致這些惡性倒閉的工廠沒有依法律規定提撥退休金，導致勞工在關廠後領不到退休金，因此勞委會應該有國家賠償之責任。而勞委會所給付的資遣費、退休金，正是為了履行此一公法上責任。並且本件的貸款契約，性質上是從勞委會所制定的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」而來，根據該要點，其所依據的就是《就業服務法》第24條。該條所規範的便是「津貼」，因此，林明鏘教授認為，本件性質上應該是公法事件。不久，他與林佳和教授便出具法律鑑定意見書，向法官表明如果有需要願意受法院傳喚，到法庭說明關廠案的法律定性。

之後，我們又曾在一個禮拜內，連續四天到台大法學院拜訪多位公法學者，包括曾任大法官、國內公法學權威許宗力教授。他聽了這案件，便認定為公法案件，更從憲法第153條出發，認為關廠工人案是一種具有「社會補償」性質的津貼，同時答應擔任我們第二次研討會的主持人。

在王怡今律師、高烊輝律師的協助下，2013年8月4日，關廠案在桃園舉辦第二次研討會，許宗力教授除了擔任主持人，還將他的見解整理出一份書面報告，他的「社會補償說」在關廠工人案中可謂至為關鍵，他更願意出庭向法院說明，何以他認為關廠工人案為公法案件。

我們很快的將許宗力教授的書面意見陳報送院，並且希望法院可以囑託他進行法律鑑定，及傳喚他到庭說明。許教授曾任大法官，又是國內公法學權威，此舉給法院造成不小壓力。也因為許宗力教授的力挺，我們在面對台中、苗栗等地法官的不友善時，似乎比較有了自信。

關廠工人案中的當事人大都處境淒慘，因為15年來失業沒工作，受政府追討，怎麼可能會有錢還，更何況是加計15年的利息。就如同林明鏘教授所述，國家告老工人的關廠案，是把這些工人推向不可測的生命危機。以聯福工人某阿嬤來說，其夫婿於被告任職聯福公司期間過世，獨子亦於2007年意外喪生，目前被告獨立撫養兩名國、高中的孫子，已屆七十高齡，為求溫飽，仍以拾荒、收取資源回收維生。她曾對我說：「律師，我也不怕被你笑，我也常撿拾餿水桶的食物來吃。」家中所用的棉被、衣物，也是她撿來的，每月收入僅約三千元。當年在聯福公司任職期間，時常日夜趕工踩縫紉機，雙腳受職業傷害，現今兩腿都裝了人工關節，早已不良於行。

「接到法院傳票，想到眼前的處境，常常騎摩托車到最後看不見路，無法再繼續騎，因為眼睛都被淚水模糊了。政府不是應該救濟我嗎，怎會來告我？」我都不知道怎麼回應。

另一位八十多歲的林姓阿嬤，目前一人獨居，夫婿已過世，每月僅靠領取3,500元的老人津貼度日，而被勞委會以民事訴訟求償的本金、利息、違約金共七十多萬元。她的保證人是她的婆婆，當時已九十多歲。從勞委會仍然同意她以婆婆為保人，可見勞委會根本不欲工人償還，否則豈有以九十多歲無資力人為保的消費借貸？又如安姓阿嬤，母女都是聯福員工，如今女兒罹患癌症於台大醫院化療中，安阿嬤年近八十，家庭收入微薄，並領有老人低收入戶津貼證明。如今母女均受勞委會追訴連本帶利償還。

這些又老又病又窮的老阿嬤們，勞碌一生，臨老又被政府告上法庭，幾乎都要走上絕路了，勞委會卻堅持不撤告。案情膠著，訴訟上沒有進展，2013年2月5日，這些老阿嬤們決定在台北車站臥軌抗議。

然而，當晚許多旅客因搭車時間延遲，有些人竟破口大罵。「你們要死，死遠一點啦！」「開車！全部壓死！」

身為律師團的成員之一，悲憤交集。

▲全國關廠工人連線臥軌抗爭。（圖／翻攝自苦勞網）

臥軌之後，更多問題跟著來了。很快的，許多工運幹部和學生都收到台北地檢署傳票，罪名是刑法第184條的公共危險罪，刑度是3年到10年的有期徒刑。當天被告的有毛振飛等12名，我、吳君婷律師與曾威凱律師擔任辯護人。檢察官希望隔離開庭，因此被告一個一個接著開，被告彼此並不知道他人的答話。我們坐在後方。

第一位進來的是毛振飛，他是桃產總理事長，已經為這些關廠工人奮鬥了16年。檢察官告知罪名是公共危險，可以處3年到10年的有期徒刑。

「何人策劃臥軌？」

「我。」

「何人現場指揮？」

「我。」

「何人拿麥克風？烤箱怎麼用」

「我。」

「最後有什麼補充？」

「希望由我來承擔所有責任。」

面對重刑，毛振飛面不改色，令人動容。

第二位進來的是林子文，也長期為此案奮鬥。

「何人策劃臥軌？」

「我。」

「何人現場指揮？」

「我。」

「何人拿麥克風？」

「我。」

「最後有什麼補充？」

「希望由我來承擔所有責任，不要起訴年輕學生。」

第三位進來的是吳永毅，也是希望能夠自己承擔責任。

在擔任刑事辯護人的經驗中，將責任推給共同被告是人的天性，如這些工人運動者，犧牲自己、照亮別人的行徑，實在相當罕見。這一天，讓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。

到了5月，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決定在勞委會前進行絕食。絕食的工人裡，有的年紀已經相當大了，例如苗栗的林廷泉，手指因工殤而截肢，已經年近八十，問他為什麼要參與絕食，他說，「律師，我希望燃燒生命最後的餘燼，給其他的工人！」他是拿生命在拚搏。

但絕食將近兩百個小時了，工人們來到立法院，在立法院裡的勞委會諸公坐在這群絕食兩百小時的老阿公、老阿嬤旁邊，他們在做什麼呢？答案是吃便當。

行動結束後，工人們拖著虛弱的身軀回家，但關注此案的社會大眾卻越來越多，加入關廠工人律師團的律師也越來越踴躍，最後整個律師團已經有57個律師，加上工人運動者、法律學者、學生，每逢律師團開會，將近上百人參加。

而因為密集的開庭，到最後法院門口排班的計程車運匠大哥們，都知道我們是在幫關廠工人打官司。有一回，我們一出法院，一行人又搭計程車要去火車站。到了火車站正要掏錢給運匠，沒想到司機大哥說：「不用，免錢，我知道你們在幫這些工人打官司！」

我們想說這樣不好意思，於是當下上演了台灣人最熟悉的場景，互相把一百塊推來推去！最後運匠大哥很生氣的把錢塞在我的口袋說：「這是我對台灣的一點心意啦！你們知否？」我們只好收下。

「好啦好啦，你不要那麼兇啦！」社會氛圍逐漸的在轉變中，令人非常感動。

2013年8月23日，桃園地院溫宗玲法官勇敢的做出決定，將她手上全數關廠工人案裁定移轉管轄到行政法院。數天後，另一位桃園地院的年輕法官林涵雯，也將全部案件裁定移轉。

那天，陳掌妹的先生拿著這個裁定，在病榻前一字一字念給她聽，三天後，阿嬤過世了。她是第一位死前知道自己沒欠國家半毛錢的關廠工人。

這兩位年輕法官的裁定，為僵持不下、戰情緊繃的關廠案，投下一顆震撼彈。接下來就看勞委會要不要向高等法院提出抗告？律師團內部評估，如果勞委會又向高院提出抗告，戰場將移到台北高等法院民事庭，那又將是一場硬仗。

勞委會可說是進退維谷。一方面，立法院有些委員如林淑芬、尤美女非常關心此案，另一方面是勞委會花了兩千多萬聘請80位律師告關廠工人，社會觀感已經不佳，該採購合約約定是民事一審，如果抗告來到二審，勢必得重新花費律師預算，這麼一來要如何向社會大眾說明？而法院已經做出裁定，抗告若再度失利，又如何面對社會壓力？到了法定提起抗告期間，果然勞委會並未提出抗告。移轉管轄的裁定因勞委會沒有提出抗告而確定。

氣氛開始有了微妙的變化，許多法官或許是看到勞委會未提出抗告，於是紛紛跟進，將手上的關廠案裁定移送行政法院，案件移轉管轄越來越多，不久便達到所有案件的半數。

之後，我們隨著這些案件來台北開庭，關廠案的律師團又加入郭德田、李荃和、周宇修、陳孟秀等優秀的年輕律師，軍容越來越壯大了。

有一次開完庭，正要離開，李荃和律師跟我說，「學長，原來開庭可以這樣開喔，以後我也要這樣！」聽得我一頭霧水，他緊接著才說，「你剛剛整整罵了勞委會的法務主任半小時啊！」其實，面對法官的不友善與質疑，我們非常無奈，但也必須武裝自己。

時間來到2014年3月7日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庭長王碧芳法官在一次開庭時，勞委會的訴訟代理人提到：「總統說......」王法官忽然一臉嚴肅打斷他的話，「總統是什麼？在這個法庭，我只服膺憲法、法律，和我的良心！」

影音播放機上盒長夜將盡，黎明就要到來了。

這一天，王法官宣判原告之訴駁回，關廠工人勝訴。宣判一出，許多律師和工人都流下眼淚。糾纏了18年的關廠工人案，總算等到撥雲見日的一天了。可惜的是，許多的關廠工人老阿嬤，等不到這一天，就離世了。

直到走出法庭，我都沒有掉下一滴眼淚。但到了法院門口，看到毛振飛抱著所有人流淚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跟著大家抱在一起，大哭起來。想到這些人，為一群不相干的人奮戰了十多年，又被判刑又坐牢的，怎能不激動！

曾威凱說：「做律師沒有什麼了不起，關廠工人案的勝利，是這些工人冒著生命危險跳下鐵軌，是他們六步一跪，是他們絕食幾百個小時，幾乎付出生命代價得來的！」能夠陪伴這些關廠工人，參與這樣的律師團，分享痛苦與血淚，我想許多人都會和我一樣，覺得這一生沒有白活了！（本文轉載自大塊文化出版《我袂放你一個人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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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邱顯智，律師，社會運動者。2011年返國後加入鄭性澤案律師團，並參與關廠工人案、洪仲丘案、大埔丟鞋案、苑裡反瘋車案、梨山老農案、太陽花學運等之義務辯護。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88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，來稿請寄editor88@ettoday.net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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